从2012年开始，慕课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升温，其依托名校、名师、精品、开放、免费、移动等获得了超凡的影响力，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大规模开放在线教育迅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尚俊杰，2013）。互联网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运用是否可能颠覆传统教育发展模式？能否推动高等教育发生深层次变革？未来学校会呈现什么样的格局？学者们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讨。部分学者认为慕课将掀起高等教育的一场革命。如拉里·约翰逊等（Johnson et al.，2013）认为慕课在开放课程资源、劳动力市场技能获取、个性化学习、教育者角色和教育范式等方面对传统教育模式提出了挑战。部分学者对于互联网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持消极态度，甚至认为慕课是一轮新的泡沫，甚至预言“2014年将是慕课的批判年”（王一兵，2014）。也有学者认为慕课对于高等教育的作用需要辩证的看待。如约翰·丹尼尔（2013）认为在慕课相关的话语中包含了太多的炒作和谎言，包括在促进教育公平、具有高质量、推动个性化学习等诸多方面，但慕课将迫使大学重视教学和教学法，并将教学作为其核心使命。目前多数学者认同互联网技术对于传统教育将造成一定的冲击。慕课的发展给政策制定者在推进教育机会、推动招生和国际化，并且发展高等教育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路径（斯蒂芬·哈格德英，2014）。目前，我国正在努力推动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并确立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目标。然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质量、公平等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有些问题甚至越来越复杂。在我国高校大力推动慕课建设的情形下，“互联网+”在教育领域的运用，能否解决我国高等教育深化改革阶段的一系列问题呢？本文将讨论“互联网+”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可能性影响，以及如何客观地认识互联网技术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

一、中国高等教育深化改革过程存在的问题

1.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亟待实现由量到质的新跨越

从1999年开始，中国高校开始扩招，高等教育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5年我国高校在校生规模达37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各类高校2852所，位居世界第二。中国高等教育亟待实现由量到质的新跨越，教育部2016年4月发布了《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指出中国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缺乏高水平教师和创新团队，教学经费和实践资源不足，教学与社会实际存在不同程度的脱节，创新人才培养力度不够，学生就业与所学专业相关性不高，对教师评价“重科研，轻教学”等（赵婀娜，2016）。一方面，我国顶尖研究型大学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高校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按照THE、QS和USNEWS等世界公认的大学排名体系，中国大陆高校中只有北大和清华等能够稳居世界前100名。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规模不匹配，无法满足社会持续增长的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促成了我国海外留学学生数量长年居世界第一。国际知名学者菲利普·阿特巴赫（Altbach，1998）曾提到影响国际学生流动的因素包括输出国相对落后的教育设施和质量，以及接收国良好的教育质量和适当的教育设施。中国学生对于高等教育的诉求不再满足有上大学的机会，更希望国内有更多高水平的大学。另一方面，对于普通教学型院校而言，趋同发展十分明显，盲目追求研究型大学模式，对于教师的评价“重科研，轻教学”，教师考评和激励集中于对科研成果的核算，致使学校和教师对于教学过程投入不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另外，部分地方高校人才培养过程并没有与当地的产业和行业实现较好的融合，课程教学内容脱离生产和生活实际，内容老化，更新较慢，致使毕业生素质和知识结构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毕业生动手能力较差，不具备与就业岗位匹配的素质，造成就业困难的局面。因此，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满足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2.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亟待解决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

公平是社会发展中的永恒追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即涉及到教育资源分布问题。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主要集中在不同群体是否可以拥有平等获取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东、中、西部，不同省份之间等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例如作为中国高水平大学代表的原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在不同省份分布差异较大，作为高等教育公平参照点的重点高校招生指标分配不均。曹妍和张瑞娟（2016）考察2008-2015年我国34所一流大学招生数据，发现地区间入学机会的差异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2016年湖北、江苏等省份学生家长曾因本省高招指标输出支援中西部地区，担心会降低本省份孩子升学率而向当地主管部门集体公开呼吁，社会影响较大。即使对于优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北京来说，家长也存在不同意见，升入北大和清华等重点高校的学生也集中于某些超级中学。与美国高校类似，我国高校之间在办学资源条件、师资水平等方面差异较大。美国公立高校出现财政困境主要是近年来政府拨款的削减，以及无法获得充足的捐赠。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校长威廉·G.鲍恩（2014）提到美国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在过去10年间处境出现了逆转。我国高校以公立为主，限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差异较大，造成优质教育资源集中于经济发达省份和大城市等。除了区域因素之外，不同阶层的孩子获取优质教育资源也存在差异，社会上关于寒门难出贵子的讨论也不时出现。更有学者直言，教育已经成为“防御性投资”，穷孩子早已玩不起这场竞赛（刘云杉，2012）。高校扩招尽管使更多的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对于来自不同阶层家庭的学生而言，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也存在差异。杨中超（2016）指出，并没有充足证据证明中国高等教育扩招促进了代际流动。教育扩招没有显著改善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即便教育扩招提高了大学毕业生在社会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也无法带来社会整体代际流动的改善。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职能，保障公民平等地获得优质教育的权力，这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高等教育的成本收益问题，亟待加强教育投入的积极性

国家、学校和家庭对于高等教育的选择，都涉及投入与产出的计算和权衡问题。对于国家而言，通过高等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可以有力地提高社会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国家有举办高等教育的义务。但是由于优质教育资源仍然无法满足社会持续增长的需求，大量学生选择出国留学，造成大量资金外流，部分高精尖人才学成后滞留海外，影响了国家教育投资的收益。对于高校而言，面临着“成本病”的困扰。正如威廉·G.鲍恩（2014）指出的，“比起其他行业，教育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通过资本取代劳动力等方式提高生产量的机会更少。跟整个经济相比，高等教育领域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速度是较快的。”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高校发展核心业务的同时，还需要投入资源和精力兼顾非核心教学业务，比如工科或林业类型院校为了满足学生公共外语、语文和通识课程学习的要求，需要招聘师资，组建教师团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挤占学校核心业务发展的资源。对于个体家庭而言，为孩子投资接受高等教育，可以使其在人力资本方面获得收益，进而获取未来在社会中生存发展的物质财富。本着“谁受益，谁付款”的市场经济原则推行的高等教育收费与大学生“自主择业”政策，提高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降低了接受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同时外部宏观环境变化增加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杨奇明等，2014）。目前，学生在大学阶段生活成本不断提高，这同美国情形类似。美国大学生获得学士学位平均需要花费超过10万美元。大学四年时间常常让年轻人或父母负债累累，这不仅是个人财务的负担，也是国家整体经济的负担。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调查显示，近六成美国人认为高校提供的教育价值与学生及其父母花费的钱财不匹配（Carr，2012）。对于中国而言，高校扩招使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高等教育机会，而文凭却在不断膨胀中迅速贬值，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局面持续恶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也注意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当前的就业趋势让人们对于正规教育与就业之间长久以来的关联产生了怀疑。部分中国家长认为学生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其教育收益率并没有提升。有学者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证实了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趋于平缓甚至略有下降（杨素红等，2016）。这些因素造成了社会上对于高等教育确能提升与改变个体命运的期待降低，“读书无用论”的论调不时出现，影响了部分中国家庭投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积极性。

二、“互联网+”是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深化变革的重要路径

在我国积极推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背景下，审视“互联网+”给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机遇，发挥互联网技术在资源配置中独特优势，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战略选择（尚俊杰等，2017）。互联网的特征是开放性、草根性、多元化、个性化和大众化，互联网发展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整体和深刻的。互联网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渗透，缩短了大众与教育之间的距离，更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公平、效益、质量与规模的要求。韩锡斌等（2014）乐观地认为，以慕课为代表的互联网教育形式点燃了破解高等教育改革困局的希望。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2015）对于互联网技术为教育的发展带来的深刻变革同样满怀希望。他认为可以有效地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与学的双重革命，并降低教育成本。针对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质量危机、公平问题和成本收益问题，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能否提供破解之道呢？笔者认为对于传统学校教育，互联网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运用是有益的补充，可以推动实现教育公平目标，促进传统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作为独立的非传统教育形式，可以有效降低传统学校教育的成本，最大程度地推动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目标的实现。

1.互联网技术为高校改革教育教学模式，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提供了契机

慕课的问世，作为颠覆性变革的力量，让人们看到了对教育流程进行根本性再造的曙光（尚俊杰，2013）。教学过程中，一方面慕课的运用可以有效扩展课程的广度和深度，提升教学质量；另一方面结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将学习自主权返还给学生，可以有效改变传统教学模式中以课堂灌输为主的方式。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实施教学手段创新，开发学生自主学习系统，引进国外合作高校的课程学习资源和慕课课程。该学院引进哈佛大学商务统计学慕课课程，学生课前自行完成需要其自主学习的部分，课堂上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讨论、答疑和作业等学习环节。这样的教学模式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效改善了课堂教学的效果。互联网技术通过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可以推动传统教学方式的深化变革。南京大学将慕课更多地融入校内教学，在校内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共享。为确保课程质量，在建设慕课过程中，坚持由名师大家、中青年骨干教师担纲。利用基于慕课的翻转课堂，推动教师打破原有“满堂灌”教学方法，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革课堂教学模式（邵进，2017）。在互联网技术的影响下，很多教师坦言，现在的教师不好做，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广泛，传统的课堂教课的形式和内容都很难满足学生的要求。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在优质教学资源成本几乎为零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实施教学过程，提升学生的满意度，这对于传统的教师角色提出了挑战。在依靠纸质媒介教材的时代，学生往往只能通过教师的口授获取优质的资源，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学生完全可以在课堂之外的任何场所完成传统课堂教学的学习，并且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学习内容，使学习更有目的性。这对教师的知识结构和综合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迫使教师转变教学观念，改变教学方式，提升教学质量。

2.互联网技术可以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化，促进教育公平目标的实现

一方面，互联网可以改变优质教育资源对于特定学校的过分依赖。比如作为学校教育核心的课程，原本是内部私有的、非公开的，仅限于本校师生分享。随着慕课的快速发展，精英大学对优质课程独享垄断的局面将打破，课程已经突破大学校园的有形围墙，实现在不同高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共享（尚俊杰等，2017）。关于通过网络课程让全国人民共享北大优质资源的问题，北京大学原校长周其凤指出，“按照现在现有国家的办法，不可能满足所有的青年来北大上学的愿望。但是让凡是想做北大学生的人都能成为北大的学生，借助现在科学技术的支撑，是能够实现的梦想。我相信这能够实现。” （赵仁伟等，2013）传统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同样十分受限于师资的因素。目前在争创一流高校的氛围下，为了提升办学质量，很多高校陷入对优质师资的激烈竞争之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和省份的高校，限于经济因素和区位因素，对于一流的人才没有足够的吸引力。部分高校不仅无法吸引高层次顶尖人才，甚至出现大量优质师资流失的现象，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升和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以慕课为代表的互联网教育可以突破地域等因素的限制，扩大优质教育的覆盖面，使每个学生都可以轻易地获取国内外顶尖高校优质的课程教学资源，缓解因个体教师的流动局限造成的优质教育资源欠缺的局面。另一方面，传统学校教育具有一定的准入门槛，而慕课等大规模开放在线教育的准入门槛较低，对受教育者的身份限制较少。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2013年组织一项关于慕课学习体验的网络问卷调查，结果显示MOOC学习者以在线学生居多，而且在职人士比例也较大；在职人士将近四成，在职人员的职业除少数教师之外，多为其他在职人员（约32%），遍布各个行业；年龄最小的15岁，最大的47岁（李曼丽等，2013）。这反映了社会不同群体对于接受教育的需求，除了在校大学生之外，高中生有提前了解大学课程和专业设置，满足科学选择大学和专业的需要；在职人员有提高业务知识，提升工作能力的需要；老年人也有满足业余爱好，充实业余生活的需要。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满足了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行业、不同职业的公民的教育需求，有利于营造全面学习的社会良好风气，为国家推动公民实现终身教育的目标创造了条件。

3.互联网技术有望降低教育成本，提高教育收益

北京大学李晓明教授（2014）认为国家活跃的慕课越多，其高等教育越有影响力。同样，高校活跃的慕课越多，其影响力也就越大。对于国家而言，通过鼓励北大和清华等顶尖高校参与慕课平台建设，可以向世界展示中国优质的高等教育，从而吸引本国学生继续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也可能吸引国外优秀学生到中国学习。由于高等教育具有连带产品属性，由于学者之间的吸引力，还可能影响高层次海外人才回流及外籍学者的加盟。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本土人才的流失，也可能获得海外人才和资金的收益。对于高校而言，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降低办学成本。威廉·G.鲍恩（2014）坚信在线教育可能在不影响教学效果的情况下降低成本，提高高等教育的生产率。学校的主干课程，可以通过共享最优质的在线课程，最大程度地降低边际成本，实现规模效益。学校的非核心教学业务，可以引进慕课等资源，最大程度地将资源投入到核心业务，提升核心竞争力。但是，不同类型的学校收益可能存在差异，杨钋（2014）认为相对于精英院校，非精英型院校与慕课的兼容性较高，这些学校较为容易接纳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并且从中获益。精英型大学的运营可能不会受到影响。王文礼（2013）则认为著名高校开设慕课有长期的收益，增加了其全球影响力和从新市场中获得更大的信誉，从而出现“赢家通吃”的局面。对于学生而言，为满足特定工作岗位的实际需求，学生也完全可以“抛开”价格相对昂贵的传统学校教育模式，通过互联网教育的形式，有针对性地学习与工作岗位更为相关的课程，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岗前学习，从而达到工作岗位的能力和知识结构的要求。虽然慕课学习还不能完全替代学位，但是慕课课程可以帮助学生获得资格证书，这些资格证书可能拥有更高的市场价值。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自古只有少数人才有条件接受正规教育，教育具有垄断性和排斥性。无论是学在教堂、行会，还是学在官府，或者近现代兴起的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往往需要经过严格的选拔机制，具有各方面条件限制，且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物质成本。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原先少数人才能享用的、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平民化、平价化，而支持新型高校的基础设施就是网络，以及互联网平台上的数字化资源和学习管理系统（汪琼，2017）。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让绝大多数人可以十分方便地学习网络课程。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教室要求包括老师和学生在内的所有人，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是一种强约束的教育教学形式，隐含着较高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郭文革，2017）。互联网教育可以最大程度的缓解对受教育者学习时间和地点的约束，改变教学过程主要依赖于教师在学校课堂上的传授，学习过程可以随时随地的实现，充分兼顾学生学习的条件，促进学习的泛在化，最大程度地降低学习成本。

三、“互联网+”与未来学校的发展图景

随着“互联网”技术深度介入到教育进程之中，对于传统教育的组织形式势必产生影响，目前学术界出现了关于未来学校图景的讨论。尽管学界对传统学校教育褒贬不一，笔者认为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学校消失的可能性较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指出，在过去20年，学习模式、知识来源与知识之间的互动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并没有被削弱。学习作为社会经验传递的方式，学校组织有效构筑了学生与同伴和老师互动交流的空间。需要注意的是，“互联网+”必然推动学校在课堂形式、课程教材、培养模式、教师角色、学校管理等方面发生变革，势必出现教育流程再造的趋势，重新塑造未来学校的格局。

1.课堂形式更加灵活化，研讨式课堂占据主导地位

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教学人员的思维方式得以改变，课堂形式更为灵活多样，慕课、私播课、微课程等大量引入，教学过程中减少了对传统讲课方式的依赖，教师和学生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更有教育性的活动之中（威廉·G.鲍恩，2014）。随着翻转课堂的普及化，教师授课的形式，已经不再是满堂灌输知识，大幅度减少了课堂上授课的时间，学生课堂上全程四十五分钟都在听教师讲解的情形将不多见，增加了学生与教师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学生独自在课前完成课程材料的学习，然后在课堂上更深入地探讨这些内容。教学内容不再是固定的内容形式，课程知识不再作为绝对的权威，更加强调学生的质疑精神和批判意识，更加注重探索知识的来源以及应用，课堂互动研讨成为课堂活动内容的主流。

2.课程知识更加多样化，教材的丰富性极大拓展

得益于信息、网络与媒介的技术融合，课程知识借助数字化加工技术与生产平台，推动学校课程从“栖居纸本”转向“悠游网络”（余宏亮，2017）。在网络时空下，知识获得的流动性速度加快、可视化效果更优、联结性更强、交互性更高。数字课程将图、文、声、像融为一体，这将弥补传统教材存在的资源量有限、信息表现手法单一等问题。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建设线上线下资源相结合的一体化教材将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章金萍（2017）将一体化教材界定为“与一门课程的教学内容相配套，由纸质教材和多种数字媒体资源共同构成的新形态教材”。教材内容线上线下互为补充，将推动移动化、自主化和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的学习成为未来的学习风尚。

3.培养模式更加个性化，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以强化

目前高等教育的教学模式形成于工业社会。为了满足大工业生产的需要，学校为培养标准化的劳动者服务，往往具有统一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评价体系等，毕业生素质也呈现整齐划一的特征。然而信息化时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多样化，要求根据不同个体实际需求，推行个性化的教学模式。在传统教育模式下，尽管高校学科专业实现了迅速扩展分化，更加注重小班教学，但是仍然无法满足社会对于各层次人才类型的需求。对于传统学校教育而言，汪琼（2017）认为互联网技术可以有效支持个性化学习，推动大学课程模块化、学制弹性化。学生学习期间，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更像一位超市采购者，可以结合自身的发展规划，与老师共同设计个性化的培养方案，根据其期望具备的能力和知识结构，有选择性地选修专业课程。美国创业公司Knewton研究主管戴维·孔兹（David Kuntz）力主“每个学生走不同的路”（Carr，2012）。学生的课程学习是由其自己的选择和反馈决定的，外部学习环境根据每个学生的情况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

4.教师角色更加立体化，对学生发展有效引导的重要性凸显

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为教师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对于教师职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学生的学习更加个性化，教学方式和知识来源都不同于以往，要求教师的角色和定位也随之改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认为，考虑到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潜力，教师现在应该成为向导，引导学习者通过不断扩大知识库来实现发展和进步。学生在“采购”知识的过程中，教师更像是“导购”员，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知识的选择和学习。值得注意的是，知识不是价值无涉的，学生的知识结构的形成与个性塑造和价值观的塑造密切相关，而这些都离不开教师的引导。教师的作用不仅限于知识的掌握，更为重要的是，涉及到知识的选择，而这与学生的人生规划相关，即学生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既然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培养和个性发展，那么对学生发展方向和人生目标的有效引导，更加凸显了教师的重要性。

5.学校管理更加数字化，决策的科学性得以实现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优化和数字校园的建设，学生在学校内部的所有活动都能够通过数字的形式呈现。可以减少学校在决策过程中非理性因素，改变决策缺乏预见性和防御性的现状，有力地推动学校决策的科学化。这包括在课堂上，学生的研讨时间、回答问题、与老师和学生的互动、通过面部表情展现的关注度等。教师们通过数据分析报告，可以获知在他们的课堂中哪些方式是奏效的，哪些不奏效。在校园内，学生的移动轨迹、课外活动内容和时间等；在餐厅内，学生的就餐时间、就餐选择的菜品和主食等；在宿舍内，学生的就寝时间、娱乐内容和实践安排等。这些内容通过综合分析，可以呈现出每个学生的数字化图景，帮助教师有效地对学生进行学业和生活指导。

四、“互联网+”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政策建议

1.在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认识到“互联网+”的重要作用

互联网技术具有改善和拓展高等教育的潜能，可以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为公民提供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决高等教育质量、公平及成本收益等问题。为了推动教育信息化建设，国家通过政策法规的形式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建设教育信息化体制机制。“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这样的论断早在2010年即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之中。教育部在2012年也印发《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指出高等教育信息化是促进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和提高质量的有效途径，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创新前沿。可见，国家已经从政策层面，认识到了“互联网+”在推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社会各界对于“互联网+”认识存在差异，致使其在推进过程中仍然遇到了各种障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1996）很早即认识到，只有当技术真正统一到整个教育体系中去的时候，只有当技术促使我们重新考虑和革新教育体系的时候，教育技术才具有价值。尽管有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和保障，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教育信息化对于高等教育变革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

2.信息技术不是万能的，应该认识到“互联网+”在推动教育变革中的局限性

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纷繁复杂，有些问题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有效解决，有些问题可能信息技术也无能为力。从宏观的角度而言，教育发展不仅仅涉及到技术性的问题，高等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紧密相关。石中英（2016）指出，误以为“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将对传统的教育制度、秩序关系产生颠覆性、革命性的作用。这种论调强调单一的技术进步对教育变革的影响，忽视了其他社会因素。从微观的学校教学而言，技术手段不能代替教学。安德烈亚斯·施莱科曾借助教学很好地阐释了技术的作用。他指出，技术的运用可以优化卓越教学的效果，但是再伟大的技术也不能拯救糟糕的教学（OECD，2015）。另外，在处理各种复杂问题时候，教师可以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来较好地处理，而技术只能在现有模型框架下去理解和解决问题（曹培杰，2016）。教育过程其本质上不限于知识层面，如何有效地传递核心价值观，技术很难取代教师的作用，因为教师与学生可以实现心与心的深入沟通。正如威廉·G.鲍恩（2014）提到的，从与杰出教师的直接互动中获益的人，都能证明这些经历是多么鼓舞人心，是如何改变了人生。与此同时，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也离不开朋辈学习，信息技术也不能取代学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互联网+”依托下的在线教育也无法取代学生在传统高校中获得的教育体验。因此，互联网技术本身不是教育，发展“互联网+教育”不能犯技术决定论的错误。

3.信息技术的潜力巨大，应该认识到“互联网+”在推进教育变革中的制约性因素

“互联网+”对推动高等教育变革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可能受到技术本身、操作层面、规章制度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见下表）。一方面，尽管我国互联网技术发展较快，但是目前尚不能有效地支撑在线教育的发展，比如网络带宽不够，致使网速不高，无限网络普及度较低，都造成学习者体验较差，影响了学生的满意度。在数字鸿沟存在的现实下，不同地方网络条件差异较大，北京大学李晓明教授（2014）为此质疑慕课是促进教育公平还是拉大差距？另一方面，高校改革具有惰性，未必愿意改变自身运作方式，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即使面对外部环境要求其改革的压力，高校仍然具备能力和资源应付和消解改革压力，维持自身的稳定性。学校所表现出来的“顽固性”远超出改革者的预期（柯政，2007）。对于高校而言，未必有足够的动力投资基础设施，推动教育信息化建设。由于部门利益涉及的高校内部的信息化资源整合问题，困扰了国内很多高校信息化运行机制的建设。据一项在我国50所高校开展的慕课运行机制调查显示，有30%的高校并没有给教师提供相关培训，对教师的支持服务亟待加强（刘名卓，2016）。对于教师而言，也存在数字化带来的技能恐慌，以及传统教师角色的焦虑。部分教师也未必有足够的精力，利用信息化技术，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另外，互联网技术能否对教育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还取决于制度层面是否有质的突破。比如慕课课程的学分认证和转换制度亟待完成，互联网在线学习的认可度等都存在问题，导致学习者退学率较高、学习积极性较低，这些都影响了公众对于慕课课程学习效果的信任度。可见，只有克服各方面的障碍，才能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在高等教育变革的作用。

表 “互联网+”推进教育变革中制约性因素

总之，教育信息化是推动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对于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降低教育成本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在高等教育变革中的独特优势，必须打破传统教育观念，加强对教育信息化的重视力度，利用“互联网+”推动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努力由高等教育大国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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